社工“姑娘”之我见

   2014-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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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中级社工师,从事社工6年,现就职于广州粤穗社会工作事务所

作者:广州粤穗社会工作事务所 余秋

从事社工六年,一直想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说上几句,总感觉如鲠在喉,说不上话来。在我的身边,在我认识的社工里,总有那么些人自称为“姑娘”。近日出席某机构举办的培训,听到某同事介绍到:我是某中心的社工,大家习惯叫我“劳姑娘”。我听了差一点就笑出声来,为了表示尊重只好强忍不笑。我感觉似乎时机到了,对于“姑娘”的理解终于有了一个出口。我对内地的女社工自称“姑娘”,男社工自称“sir”不以为然。下面仅就“姑娘”谈谈个人的看法,欢迎各位同仁发表见解。

一、文化的特性

社工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是个舶来品。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大部分是在西方国家特定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背景范围里发展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它们体现出来的价值观、设想及理念可能不能为不同文化的各种社会所共享。米德格雷在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一书中把第三世界国家里的这个问题称之为西方社会工作的“职业性扩张主义”。 米德格雷解释说,他的著作基本上就是尝试去“帮助支配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对其各自社会不加鉴别地采用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思想提出质疑”。基于此观点,不管是社会工作的学术研究者还是实务工作者均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说的就是社会工作的引进是否能全盘吸收,是否产生了水土不服。再看看“姑娘”,百度百科:姑娘一般指未婚的女子或年轻女子,也指女儿。有的地方称呼姑母为姑娘,古时还指妓院里的女子。纵观中国文化,姑娘从来与社工八竿子打不着。近五六年社工的快速发展也未曾使女社工获得集体形象,服务对象用“姑娘”称呼或特指女社工。由此观之,用“姑娘”称呼或特指女社工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能代表社工的形象,更不是社工发展过程中特有的文化符号,有欠思考,实为不妥。

二、职业的特性

专业语言在影响社工的形象及其服务对象的关系方面,特别有效力。令我感兴趣的是社工和服务对象互相称呼的方式,以及其在一个特定文化里对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香港称呼女性社工普遍采用的术语是“姑娘”,关键还是服务对象称呼社工为“姑娘”。病人称呼其女性护士香港也用“姑娘”或女士。这明显折射出一种护理性形象,带有一种群体的期望。假如这样的话,社工通过这样的方式可选择被称呼似乎可以获得一个护士期望得到的形象的名称。社工还可以运用其他的方式选择被称呼来获得相对应的期待形象。称呼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种选择性的行为,实则表现出称呼者和被称呼者双方的角色和期望,是一种角色的认同。如我们对尊敬的人称为先生,对教书的人称为教师,对维护司法公正的人称为律师、法官,称呼家人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职业称谓来说,是具有排他性的,即这一称谓专属于从事这一或这类职业的人,如前文所述的老师、律师等。称呼还是一种带有身份关系的语言。在青年服务中心与青年人打交道时,香港的社工可能让青年人用名字来称呼他们,如淑芬。在诸如家庭咨询工作或更为正式的环境里,社工经常被用姓氏来加以称呼,如诸葛先生或欧阳夫人。很显然他们想在社会关系里强调专业的立即性和专业的权威性成分。“姑娘”作为社工的称呼也该有她自己的角色身份和期待。遗憾的是,现阶段民众对社工并不十分了解,对社工的职能和作用更不十分清晰,如何在社工的发展和推行过程中使民众对社工形成自己的角色期待,显得尤为重要。假如真能如此发展,二十年三十年后的社工也许被称为“雷锋”、也许称为“师傅”、甚至称为社工,但都比目前的“姑娘、sir”来的更有意义。

余秋

余秋,社会工作师,西华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广州市督导班毕业学员,从事社工十年,先后在深圳、香港、广州社工机构任职。擅长劳资调解、青少年家庭服务,督导与被督导者,管理与被管理者,服务与被服务者,在曲折而光明的社工路上扬蹄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