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应对社会风险，既要借鉴新加坡经验，着眼于免除个人后顾之忧；又要借鉴香港经验，着眼于风险化解，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体系。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社会政策缺失、弱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基层社会信息上达政府决策部门的质效存在损伤。社工在一线服务社会，深耕社群，尊重人、重操守、有技术、讲民主，是政府沟通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先锋与工兵，在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中日益发挥生力军的作用。
一、社工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现状
社工对包含社会风险在内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掌握了大量一线信息，能够听到群众的心里话，对政府治理的弊端又有着切身感受，可以说，具备了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条件，是有充分发言权的。实践中，社工对参与国家治理充满了期待，因为开展服务过程中时常困顿于可整合的有效资源匮乏，或者是不同部门的政策链接处处碰壁，或者是政策规定与实际状况不符，或者是政策空白无法使用资源。
但同时社工又对参与国家治理充满了无力感。一方面是本领恐慌，熟悉社工语言而不熟悉政策语言，不能够清晰掌握政策的来龙去脉，不完全掌握社工介入前已有的工作方式（模式），不知道政策建言从何切入、如何论证、如何聚焦，有的公文写作功底较弱；另一方面胆怯公权力机关，有的党政机关作风不佳，让社工吃闭门羹或“软钉子”。
二、社工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角色
社会治理主张平权参与、伙伴关系和平行服务，社工作为有知识、有专业、有组织的群众，纳入社会治理主体，角色独特。
一是充当社会治理的“晴雨表”。社工掌握批量的、科学的评估工具，可作为第三方，参与社会治理的预评估、中期评估和结果评估。通过评估，建立解决群众民生的治理导向，以政策惠及人群的效能感评价社会政策效果，形成“向下走”的社会服务大格局。二是充当政府治理社会的“前门卫士”。社工作为第三方，具有独立、客观、公正的特征，政府可放心委托社工承接社会风险评估、行政审批事前评估、法院量刑评估等事项，帮助政府把好政策制定关和修订关。三是充当“治理末端”的群众代言人。社工最了解服务对象的利益和诉求，代表他们向党政部门和社区法定基层政权组织发声，对党政工作做出工作评价，提出监督建议，力求“治理末端”的信息能够准确、及时、全面地上达党政决策部门。四是充当“治理末端”的政策问责者。社工作为社会治理的工程师，对政策得失应享有发言权，允许并鼓励社工问责党政部门，及时纠偏政策，及早采取补救措施。通过问责，督促政府把群众的评价当作改进工作的动力，减少当前政府各种内部考核中的形式主义弊端。问责过程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问责形式可以机构名义，也可以社工行业组织名义，还可以鼓励社工加入中共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政府咨询专家以及居民代表等参政议政专业团队。
三、社工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作为
从服务国家社会治理大局出发，亟待开发超级、千万级、百万级和群级4类16项社工技术，织密社会保护网。以受益人群的规模大小和服务性质，确定技术能级，形成人财物投入的导向，突出工作重点。通过划分技术能级，实现有限技术力量聚焦群众热盼、党政关心、社会关注的民生项目，促进社工机构更加专一特定群体的社工精准化服务，避免“百货”式接单、“万能”式服务；促进社工“一专多能”，而不是导向“样样精通”的虚幻式“全能博士”。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现代军队建设的“能力包”做法，集中分散各地、各机构多样化服务方案的智慧，固化服务范式，规范服务路径，实现功能导向的人才、训练、工作方案、物资器材的搭配组合，促进服务质量的均衡发展，便于向全国复制推广。
（一）开发“超级”社工技术。主要是自杀干预和受益群体超过1亿人的社工技术。据有关调查，全国每年自杀者在25万人以上（其中老年人10万名以上），200万人自杀未遂，170万名自杀者家属或亲友陷入痛苦煎熬。从挽救生命的角度，开发自杀干预技术至关重要。全国慢性病患者2.6亿人，其中慢性肾脏病患者1.2亿人，每年因慢性病死亡人数已经占到了因病死亡总数的85%以上。上海市一些医院正在推进“分病种”社工服务慢病工作专案，值得推广。当前依高危程度和经济负担程度，宜重点开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肾病、风湿、胃病等慢性疾病社工服务专案。
（二）开发“千万级”社工技术。主要是受益群体超过1000万人，不足1亿人的社工技术。据2010年资料，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人，其中隔代教育的儿童2000万名；城市流动儿童3500万人，城市隔代教育儿童6000万名；根据“六普”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家庭户为20719万户,另据典型调查，城镇家庭家暴发生率34.7%，家暴受害者在7100万人以上；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网瘾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城市网瘾青少年达2404余万人；近年来全国受灾人口均在1000万人以上；据人口“六普”数据，全国60岁以上老人死亡1007万人，另据卫计委在2014年国新办发布会上称每年儿童死亡20万人，凸显临终关怀社工服务的重要性。综上述数据分析，我国亟待重点开发5项“千万级”社工技术：留守或流动儿童社工保护技术、反家暴社工技术、网络脱瘾社工技术、自然灾害社工救助技术和临终关怀社工技术。
（三）开发“百万级”社工技术。主要是受益群体超过100万人不足1000万人的社工技术。据相关资料推算，全国企业白领人数在7200万人以上，其中13%的白领约930万人，存在着严重的亚健康问题，需要纾缓或治疗；全国每年高校毕业生700万名，亟需就业指导；全国每年新增癌症病人350万人，5年存活率约10%，推算全国癌症病人约500万人；全国残疾儿童500万人，需要全人照护；全国流浪人数200万人，需要跟进外展社工服务; 全国累计发现吸毒人员210万人（根据《2013年中国禁毒报告》推算）。综上述数据分析，我国亟待重点开发五项“百万级”社工技术：幸福白领（企业）社工干预技术、大学生就业指导社工介入技术、癌症病人社工照护技术、助残社工技术（儿童）、外展社工服务和禁毒社工技术。
（四）开发“维稳级”社工技术。针对人民调解、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行为矫治、法院量刑评估、双拥爱国固边等具有维稳特征的特定社群，量身定做的社工服务技术。其中针对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行为开展社工服务，在当下工读学校学位严重供不应求情况下，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四、社工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保障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社工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权利，及早启动和完善社工评估、建言公共政策的机制非常必要。大体上，建立5个常态工作机制。一是开设社会政策制定课程，组织定期培训；二是开设公文强化训练班，加快熟悉政策语言，提升公文写作水平；三是建立政策调研机制，自主或协助政府部门开展针对性课题调研，提升政策研究水平；四是编写政策建言专报和政策舆情周报，定期或不定期向党政部门反映群众诉求，上达基层信息，探讨政策调适动向；五是纳入立法或政策咨询程序，吸纳社工作为立法或政策咨询者，参加相关讨论、辩论议程。（作者为社工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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