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当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工作实践

原题：困境与出路：反思当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工作实践 ——基于济南市X社区的个案分析

从1986年“社区建设”概念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引入到2006年社会工作机制在社区建设事业中的建立，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谭寿敢，2012）。但是，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工作，其在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各种遗留和现实问题的刁难，从而陷入限制自身发展的困境之中。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探讨当下社会工作实践所遭遇困境的具体表现以及应对之策，不论是对于推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还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社区建设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背景

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民政部，2000）。本文选取济南市X社区为个案，结合笔者在该社区的实践经验，总结了社会工作者（机构）在推动社区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并认为，通过对X社区的实务经验进行提炼，能对其他社区建设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一）关于济南市X社区的情况。济南市X社区坐落于济南市西边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的社区类型。该社区的服务对象按具体地点可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距社区主街道不远处的HX市场的本社区居民，另一个则是社区的主街道的居民。HX市场的居民大多遵循着白天（中午到晚上）休息、凌晨和早上工作的作息模式，社区主街道的居民大多拥有自己的摊位（水果和蔬菜）和店面，一般于下午两点至四点休息，而平日在街角巷落最常见到的人群则是退休的老年群体。X社区由于空间狭窄和建筑布置的条件限制，缺少必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平日居民之间缺少足够的互动，不过目前正在筹备兴修社区广场和购买老年公寓（实为私人房产，几乎一直闲置状态）。

（二）为X社区提供服务的社工项目中心F。F中心成立于2006年，是一个专门针对社区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的社工项目，由香港乐施会提供资金支持。中心专注于社区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生殖健康知识普及、对性及性病的去污名化以及为社区非正规就业女性提供丰富的娱乐和健康养生活动、营造温馨舒适的生活空间并加强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促进社区居民融合与社区和谐等。该中心服务对象主要包含非正规就业群体中的特殊女性和一般女性两大类，因而与一般的驻社区社工项目组织不同，该机构的办公地点并未设置在社区内部（主要是为了从空间上兼顾两类服务对象）。

（三）X社区的代表性问题。X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是因为：首先，济南市社会工作发展虽然不像深圳、广州等地一样在全国名列前茅，但近些年济南社会工作的发展势头迅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许多实践经验为其他地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1]；其次，F项目中心在X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其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会为相近处遇的社工组织提供借鉴；最后，X社区位于济南市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水平处于全国水平的中下游，可为同层次的城市社区建设贡献实践经验。

二、社会工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关于社区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已有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整合分析。譬如，晏冲（2013）在硕士论文中考察了城市社区的资源整合与利用，并主要论述了居民物质上的互助以及人力资源的链接对于资源整合的重要意义；陈晓（2012）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指出了社区工作活动中的“行政化”“大众认识度低”“机构督导分配不合理”等问题；牛芳、王海洋（2010）认为，社区建设中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具有“去专业化”的倾向，对传统的社区工作方式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王亮（2006）较早地发现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存在的“实际社区工作者素质低下”“行政化倾向严重”“方法的单一与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

虽然既有文献在“社会工作面临的困境”这一议题上已经有了较多的阐述，但本文并非停留在对既有研究的重复叙述，而是在承认前人所发现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在X社区和F项目中心的实践经验，对之前所提出的“旧问题”做了一些新的解读，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笔者认为，通过X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可以看出当下我国社区建设中社会工作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有：

（一）社区居民的低参与度与低积极性。在为X社区提供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难以调动社区居民（主要指的是社区内非正规就业女性）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这主要表现在活动参与人数的稀少与参与动机的“无礼不欢”[2]现象。从原因上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从潜在服务对象的作息模式来看，HX市场的X社区居民白天的时间都耗费在劳动力再生产上，没有足够的精力与“空闲”参与社工所组织的活动，社区主街道的居民则需要守护着自己的摊位、经营自己的生意，难以集中到一个活动地点参加活动；另一方面，按照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该社区的居民大多在为生计而奔波，对社工所组织的“生殖健康、养生知识普及”或其他业余休闲活动没有足够的参与动机。因而，对于社区居民的低参与度和低积极性，至少涉及到三方面的归因：社区居民的生活压力，社工对其需求的挖掘不够充分，社区居民之间缺少必要的集体活动。

（二）社区居民需求的“隐蔽性”与服务对象的偏离。F项目中心主要是以社区非正规就业女性提供专业服务的社工组织，目前，中心在社区所开展的活动都是面向X社区的流动妇女。然而，由于服务对象的需求表达能力欠缺以及工作人员（含社工专业实习生）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实习生的流动性致使难以有固定的工作者继续跟进需求的发掘工作、工作人员对社会研究方法的掌握仍显不够等，致使服务对象的很多需求并未得到充分发掘。造成了“健康维护”之外的居民需求几乎都成为了“隐蔽的需求”，工作人员处于“如何发掘居民需求”的困惑之中。同时，从参与活动的主体来看，大多集中在社区退休老人群体之中，而不是F中心预先锁定的“社区非正规就业女性”。这种情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区退休老人群体与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之间的需求存在一定的交集，但也说明社工在发现服务对象“特殊”需求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同时也需要更加明确机构的服务宗旨。

（三）资源短缺成为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建设的短板。X社区的社会工作者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困境，包括社区资源的缺乏、项目中心资源不足、社会资源欠链接、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等多方面。X社区位于济南市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落后，没有开办社区公共活动的场地条件，社区居民大部分经济能力较弱；F中心的项目经费要用以服务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而不是局限于X社区的流动妇女，因而面对社区居民的需求，项目中心所拥有的资源也显得捉襟见肘；社会资源欠链接表现为社区工作者链接资源的意识和经验不足以及社区周边缺少可链接资源，在笔者经历过的在X社区开展的所有活动中，仅有两次是工作人员主动链接资源，一次是争取社区附近口腔医院的支持，另一次是邀请中医爱好者为居民讲解夏季养生和颈椎保养的相关知识；此外，X社区处于济南市所有社区中的较低层次，政府掌握的很多资源未被分配到该社区，相比于DL社区（济南市一个较为发达的社区），X社区所争取到的资源目前也只是将要购买的老年公寓。

（四）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问题。能力（competence，又译作胜任）是社会工作核心价值之一（高鉴国，2012），而与之相对应的能力建设则是社会工作者应有的意识和行为自觉。F项目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平日工作较为繁重，既要忙于在济南各个片区的外展，又要前往X社区进行需求评估、资料收集和开展活动，同时需要完成网站更新、制作宣传折页（项目中心的宣传和知识小册子）、财务管理、撰写方案策划和活动报告等行政类工作，“再学习”的时间被挤压，难以有效地学习和吸收社会工作的最新知识成果。然而，单纯依靠实务经验的积累而缺少对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的学习难以使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的绩效。故在社区服务中需求评估、活动开展、居民发动和资源联结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失误。另外，由于督导资源的紧张，致使F中心的工作人员很难及时得到专业的督导支持，从而加大了社会工作者能力建设的难度和工作人员能力与提供优质服务之间的矛盾。

三、社会工作如何在困境中寻求出路

针对济南市X社区建设中所出现的困境，笔者将主要介绍F机构面对困境时所做出的对策以及笔者在这些问题上所作的一些思考。概而言之，这些对策和思考包括利用“体制惯性”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者的再学习（在职培训）、进行社区教育和推进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建设、树立“手段—目标”意识、提高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水平和社会工作职业准入标准等。

（一）利用“体制惯性”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在社区建设中，社区自治的行政化倾向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主要指的是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组织在实际运行中主要不是从事自治活动，而是成为了各级政府的延伸组织（沈剑霞，2004）。在X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中，虽然F中心并未进驻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二政府”境遇，但该社区行政化倾向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社区居民对居委会行政权威的信任与顺从，即由“体制惯性”带来的“居民思维惯性”。当然，这种惯性的存在并不排除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由于长时间互动而形成了紧密的信任关系。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利用体制惯性在居民思维中的遗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民之间专业（信任）关系的形成。然，值得注意的是，社工在利用体制惯性的同时要保持社工（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实际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也是王思斌教授“嵌入型发展”（王思斌，2001）的题中之义。李学斌、严雪（2008）指出，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理念与方法对于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故社会工作者可以试图用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对其进行同化，充当“教育者”角色。

（二）社会工作者的再学习（在职培训）。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对保证服务质量、提升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于从事社会工作的职业人员而言，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它不能仅仅停留在在校时间的学习，而要贯穿于其专业实践过程的始终。在X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居民积极性的调动、与居民之间专业关系的建立、服务对象需求的发掘都需要社会工作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由此，笔者认为，要改变F中心在社区建设中所表现出的难以辨识居民“隐蔽需要”的难题，除了从进驻社区（办公地点迁移）、增加与居民接触的频率等方面入手之外，还应该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将专业理论和专业方法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而要实现社会工作者能力建设这一目标，首要的任务是精简中心的工作，如适当缩减行政工作时间（为居委会撰写通讯稿之类），将每周去济南各片区的外展时间适当压缩。进而在中心现有工作模式（周五工作总结）的基础上开展“再学习”活动——自学、督导、同工互助。

（三）进行社区教育和推进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建设。社区教育是提升居民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公共活动空间的建设则是培育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一种方式。目前，X社区居委会正在着手筹建社区活动广场，这对于F中心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中心工作人员可以预先策划相关的活动以丰富社区居民尤其是流动妇女的业余生活，并通过相关活动的组织增强居民之间联系纽带。除此之外，社会工作者可以争取同居委会进行商讨，将有利于今后活动开展的场地设计理念转达给相关方。同时，延续现存的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以“流动讲座”和“快闪”的方式将之前“健康知识普及”的主题转换为“社区意识培育”[3]。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发放与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相关的宣传单页，或直接与居民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社区教育，也可以将中心之前所提出的“社区照片展”“社区发展史”“社区好人好事”等活动设想通过在社区宣传墙上公示和展览来付诸于实践。除此之外，针对F中心与X社区的特殊情况，笔者建议F中心将办公地点设置在社区内，以加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

（四）树立“手段—目标”意识。[4]笔者所谓的“手段—目标”意识主要针对社区建设中出现的“服务对象偏离”而提出。据济南市其他社区的同工交代，在济南较为高档的社区，如DL社区，也普遍存在着服务对象偏离的现象。事实上，社区工作的目标之一是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出现服务对象偏离的状况实属正常，关键是社会工作者要厘清“手段—目标”之间的差异性。对于社区工作而言，偏离预定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工作者（组织）迈向合符自身定位的前奏曲，这就是说，社区工作者需要通过热衷于参与活动的社区人群（一般为社区内退休老年群体和青少年群体）来调动对社区活动较为冷漠的人群（如F中心针对的社区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的积极性。因而，社会工作者树立“手段—目标”意识并不是丧失对机构宗旨的忠诚，而是在现实面前所作出的一种权宜性选择，同时这也是对“服务对象偏离”的间接回应。

（五）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水平和适当提高社会工作职业门槛。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先行”的发展特点（史柏年，2004），要使社会工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功效，必须强化对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教育并适当提高社工职业的准入门槛。一种较为“悲观”的看法是，目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群体中“学非所用”的占据相当比重，且社会工作所提供的社区服务在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了社工的社会认同危机（徐红梅、伍幼林，2010）。当然，这其中并不排除社会工作在我国存在“先天不足”（缺少必要的社会基础）的因素。故此，高校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更多地将理论教育和实务训练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将“书斋”与“职场”截然分开。同时，与优化社工待遇的政策呼吁和制度安排相配套，增强社工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纳能力，并适当提高社工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社会工作的发展陷入“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社会认同度和社工待遇的双低格局—人才流失—职业门槛降低—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的恶性循环。

四、结论

新世纪伊始，由兴办社区服务发展而来的社区建设运动轰轰烈烈展开；随后，作为社会体制改革重要部分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方萍，2013）应该承认，社会工作在社区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为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社会的自组织化（方舒，2014）。但是，通过对济南市X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我们也认识到，社会工作在助力于社区建设的同时，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

然而，对于一个新生事物来讲，其发展必然遇到各种各样的刁难与阻挠。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探索如何突破目前所遇困境的限制、如何借他山之石来规避同样困境的二次发生，以及如何建立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长效机制。本文涉及到的社会工作在X社区建设中的具体实践，既让我们看到社会工作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所在，也迫使我们正视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并为其摆脱困境和进一步助力于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积极地寻求出路。

参考文献：

[1]民政部，2000，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OL]，http://zqs.mca.gov.cn/article/sqjs/zcwj/200912/20091200044439.shtml；

[2]谭寿敢，2012，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在社区建设中的运用与整合[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晏冲，2013，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资源整合与利用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陈晓，2012，社区工作问题及对策初探[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牛芳、王海洋，2010，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建设的路径依赖与创新[J]，学会（5）：8—12页；

[6]王亮，2006，浅析社会工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J]，社科纵横（6）:57—58页；

[7]高鉴国，2012，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29页；

[8]沈剑霞，2004，社区工作要逐步淡出行政化[J]，今日浙江（9）：34—36页；

[9]王思斌，200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56—61页；

[10]李学斌、严雪，2008，社会工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J],社会工作（4）:10—13页；

[11]史柏年，2004，新世纪：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30—35页；

[12]徐红梅、伍幼林，2010，国内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现状及能力建设研究[J]，城市问题（9）:56—61页；

[13]方萍，2013，社区建设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J]，社会工作（4）：55—61页；

[14]方舒，2014，社会工作促进社会自组织化:现实路径与道义价值[J]，思想战线（3）：75—78页；

[1]参见济南社工网（济南社会工作协会主办）：http://www.jnshegong.org.cn/default.aspx

[2]相比于活动本身，X社区居民对活动中所赠送的小礼品更加充满兴趣，以致于出现在没有准备小礼物的活动中几乎没有人参加的情况。但对于社会工作者（机构）而言，所要做的并非单单是对服务对象施予类似于此的“帮助”或“服务”。

[3]笔者认为，这是F中心根据X社区实际情况所做的活动形式创新，可供其他情况相似的社区借鉴。

[4]该观点受启于山东大学张洪英副教授在笔者实习期间的督导。张老师的观点是，针对X社区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为流动妇女的子女提供服务入手，进而调动流动妇女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信息：

赵万林（1992—），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本科生.

注：本文为作者参加“第十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北京”的会议提交论文，文章不完善之处或有待商榷之处，敬请各位老师指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