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郭先生的狂欢—社会工作去专业化的双面刃

饶新龙   201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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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学社工的时候起,就已经听到社会工作去专业化的呼声此起彼伏了。对“专业化”抱有批判性思考,甚至是倡导干脆“去专业化”的言论,大体上还是一种从权力角度出发的论述。例如大段打段地引用福柯,用规训与压迫的三板斧砍将过来。害怕专业化成为精英、主流的统治工具;害怕哪天因为坚守公义发生公民抗命之后,被专业共同体逐出社工队伍。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以上言论,其实我是非常理解并尊重的。因为能够这样思考的人,至少都有很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从出发点上看,都是希望社会工作朝着正面理想发展的。然而,“去专业化”的倡导者却忽视了很重要的几个问题:社工会工作专业化究竟是为了避免什么情况的发生的?

前段时间,一篇名为《动物社工,“世界第一”》的文章引起了很大争议。大意是指一位社工受到动物助疗人类的启发,突发奇想,“创新”了一种“动物社工”的社工新工种。被称为社工的,不是训练动物以助人的人,而是作为辅助工具的动物(我个人不愿意将小动物物化为简单的工具,但在本情境中小动物确实只起到工具性作用,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

提出“动物社工” 的人,正如史柏年教授在《“动物社工”话题之我见》一文中所讲,“并非有意败坏社会工作的声誉,而只是对于社会工作者的理解有一些偏差”。然而,这样的提法对于公众有着强烈的误导,乃至从根本上消解了社工作为一个职业所存在的意义。总体来看,给社工带来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我的一位老师也很一针见血地点出:这是为什么社工立法要变为“受保护的头衔”,也告诫持去专业化观点的人们,支持打破专业界限就要预着有各种后现代的事情发生。

就在今天,在微博上还有另一番争论。一位“社工”(我在这里加上双引号,是因为后来通过对话才发现其实他不是社工)在微博上以“两年优秀社工”的身份,义愤填膺地告诫其他社工们,说女性患上艾滋病本质上是自己不洁身自爱,不需要同情和善待云云。另外还给那些接受他矫正工作的服务对象贴上“失足”、“不良”等负面标签。

仅仅看这说话方式和态度,我就已经很难相信他是一名社工。接下来我仔细搜索了一下他的履历和获奖情况,发现这位仁兄从未于任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就职过,也没有任何一份正规行业协会或者社工机构公示的优秀社工名单上出现过他的名字。在一番追问之下,他终于慢慢地透露,原来他是某市通过低廉津贴聘请的“兼职社工”,所做的事情,也只是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做些司法矫正工作而已。而当他得知其他社工都是做全职工作之后,还特别感慨道:“东莞的社工竟然有那么多拿工资全职的,你们那儿性工作者是不是特别多啊……上海的全职的都是居委会工作的,更多的社工是临时工、兼职和志愿者,拿的是社工津贴没有工资,没有独立办公室,一般日常都在小区居委会办公。”

这下总算明白了。关于“兼职社工”的情况,我也略有耳闻。在某些省市,由于社工人才匮乏,且政府有某些工作人手严重不足,只好招聘一些未经正规严格培训的临时工作人员以协助工作,并冠以社工之名。他们工作的内容,徒有社工之名,却罕有社工之实,甚至工作者们在某些做法上与社工理念背道而驰。在这里我要另行强调,始作俑者是其实购买方,是购买方给这些“社工”们戴上了一顶本不属于他们的帽子,刚才那位言语失当的“社工”,也只是被误导的人之一。

我可以接受社工是兼职的,也不认为社工证是代表社工资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尺,至于谁可以做社工、社工应该服务于哪些领域,这些也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公然违背社工伦理,说出一些非常失格的、有辱服务对象及同僚的话语,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承认他是社工队伍中的一员。

以上举的两个例子,其主人公初衷并不坏,仅仅是被误导而已,而另外一个例子却更引人深思。

在我略有了解的某市,一些本地户籍、有一定人脉关系且只图混口饭吃的人,也混进了社工队伍,这在当地社工圈子里成了广为人知的“不能说的秘密”。据一些做社工的朋友反映,这些混日子的社工来到社工岗位上之后,并没有做出什么实事,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服务记录基本靠编。甚至连开小组,都只开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带上糖果分发给参加游戏的小朋友,拍几张照便宣告完事。而由于他们本身是“有一定关系”的人,即便督导和直属负责人知道这一现象,也一时半会奈何他不得。这一现象直到近年行业协会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当地社工力量较为充裕之后才得以缓解。

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抱有怀疑与批判,初衷其实是好的,但我们却可以看得到专业化被消解掉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大陆现时的社工发展状况,恰似非常原始的丛林社会,大家都是一边披荆斩棘一边蹒跚学步一边勾心斗角。队伍中真心实意奉献爱心者有之、坚守信念满怀理想者有之、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亦有之,若是真的深究其比例,只怕后者还要更高。如不暂且求助于一只利维坦,则只会出现更多的怪象、乱象。

去专业化不等于同意乱序,不等于滥用话语,但却很容易带来乱序和话语滥用的副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要不要专业化、专业化程度去到哪里,其实是个利益权衡的问题。就好比在某部电视剧中看到的一个例子:众大臣在皇帝面前争论长城是否有用。有人认为长城每年要维修,劳民伤财,且北方游牧民族有时攻破一点之后便可长驱直入。而赞成长城有用的说道:如果不是长城作为屏障,那便不是有时攻破一点后长驱直入,而是处处皆可长驱直入、时时皆可长驱直入,到时国家长年刀兵永无宁日。君臣多番考虑权衡之后还是下了决心:修!

自毁长城并非不可,但它是需要代价的,就看这代价你是否愿意承担。

想要去专业化,就要同时承受它所带来的负面东西。一旦失去专业的屏障,最开心的可是南郭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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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新龙

饶新龙,男,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曾就职于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广州市广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从事司法社工与项目管理社工四年有余,有丰富的被人督导、被人管理和被人教学的经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全日制MSW在读。《社工月刊》特约撰稿人。 擅长领域:法律与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服务设计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