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公益变革以市场化挑战行政化

今年初，《新京报》有一个2013年度公益报告，它的题目叫“民间公益的春天来了”，实际上原来的题目不是这样，原来的题目很有诗意，叫“春雷阵阵，草色青青，盼雨声”，春雷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社会体制改革，顶层设计，认为将会从制度层面克服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瓶颈，草色青青指的是民间组织在植根的土壤上，草根组织像刚刚孕育的小草生长起来了，不要雷声大，雨点小。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李克强总理不止一次说，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面对利益集团的抗击，他还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最近习总在俄罗斯也讲改革，改革好吃的肉我吃，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慈善体制改革推动那么艰难，是不是也有一个利益集团在对抗？是不是呢？也在顶层设计和民间公益生长的力量当中，横着一根根的硬骨头，我的看法这是肯定的。前段时间有几位朋友到杨团家里，讨论未来公益行业发展由什么来主导，是批判旧体制来主导，还是要培育新的草根力量，就是用存量还是培育增量，最后我前面开始讲还是应该继续打，后来我是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应该是后者。

去年8月份我在昆明开的基金会中心网三周年大会上，其实我一直在调整，那次大会我的发言是大趋势，基金会与草根、NGO合作共赢，这是一篇表扬稿，称赞了十多家基金会，主要是公募基金会改革转型的经验，当时我就引用了易经的话，革故鼎新，革故比较难，因为革故就是要割肉断腕，把自己的手腕砍下来，这多难，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官办公益机构用创新来变革。

最近我也在想，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总的思路，就是说未来中国公益行业的变革，草根组织的发展总的趋势应该怎么概括？我想到这样一个表述，叫做“公益变革以市场化挑战行政化”，这是我想了一段时间整理的思路，所以还是一些刚润色的，没有展开。用市场化挑战行政化，我们先说什么是行政化？法学大辞典说“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活动，公共行政化正是把民间公益与国家行政进行统一，我们说世界各国都有公益机构，而中国还有国营慈善，过去说国营合法，非国营非法。有人最近问我一个问题，中国二三十年的公益行业发展可不可以给一个定义叫国进民退，我说这个定义不准确，实际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是政府开放空间，过去政府垄断的一切，八九十年代政府开放了共建，让公民参与这些公共事务，实际上八九十年代，中国公益慈善是国让民进，放开了空间。后来和经济领域一样，出现了国进民退，是一种反复，后来政府觉得这个慈善资源很好使，可以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把公益慈善的资源拿来做自己的事，所以行政化的倾向，慈善资源的垄断愈演愈烈，慈善成了各级政府的摇钱树。慈善行业的乱象更生，主要的原因都是这些造成的。所以我也跟一位记者讲，前面25年做公益，我是顺势而为，所以做了希望工程，你看那个时候我写的东西没有骂人的，都是探索怎么做好，找不到我骂人的东西。后面十多年我不是顺势而为，我是逆势而动，其实是在那里抵抗抵制，成了体制批判型，我说不管在哪个时期，我的主要角色还是一个“开荒者”，一个劲的往前冲。

公益市场化，它是对行政化而言的，公益市场化，它的主要方面一个是市场主体，一个是市场要素，还有是运行规则，在这三个大的方面，它实际上和商品市场的基本概念是异曲同工的，公益市场的主体是谁？不是政府，是社会，包括以私人，私人企业和基金会为主体的捐赠者，这个就雷同于商业市场的投资人，还有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就类同于企业，在香港和一些地方公益组织就是类同企业登记，它不能分红，只是享受免税。还有公益经营组织的从业者，这也类似于企业家和员工，还有公益市场的消费者，这个消费者比商业市场的消费者要大还要复杂，包括受益群体接受现金、物资和服务，这是一种消费，还有捐赠人以捐赠自愿服务，再购买到一种消费，这是精神消费，捐款人的消费其实也是一种等价交易，它是有价的，我得到满足这就是一种等价交换。所以公益市场的捐赠人和受益人都是属于这个市场的消费者。那么公益市场主要包括现金的捐赠，基金会一开始就叫做非银行金融机构，把基金会当做金融机构来管理，还有一个劳动力市场，这很重要的市场，公益行业的人力资源，包括职业工作者和志愿者，这个就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公益行业的人力资源政策是不能偏离市场的，人力资源市场如果被道德化或者妖魔化，会对公益行业发展非常不利。还有现在出现的技术市场，公益与技术专业的支持，信息市场，信息化能力和服务，特别是现在的信息技术革命，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新媒体是公益市场这个要素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样公益技术的崛起将会给公益市场的发展带来一个腾飞，一个邓飞去年点击他的微博十亿，简直不可想象，它一定会大大加快行业的优胜劣汰，加快公益市场的洗牌，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背景，我们碰到了一个市场化的大好背景。公益市场它的运行规则和整个市场运行规则几乎完全一样，包括以需求为导向的原则，公益捐赠完成出于自愿的原则，也就是说，市场交易要童叟无欺，不得强买强卖，捐赠也是不能以权谋捐，骗捐，诈捐都不行的，在公益市场上反对权力垄断慈善资源，确保慈善组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要坚持资源合理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原则，政府要做政策制定的裁判者，不能做运动员，要坚持道德底线，拒绝道德绑架的原则，社会资本评判的原则，这条特别重要，草根组织的功能，其实就是说它在增加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资本评判的原则，是公益市场特有的，它就是说民间公益的行为，增加社会信任，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带来的增值和边际效应，它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当然还有遵纪守法，行业自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等等，这都是公益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某些原则比市场原则还要更加严。

计划经济靠的是政府有形的手，市场经济靠的是市场供给关系无形的手，那么公益市场背后是否也有一无形的手，我看是的，因为公益市场它的供求关系，公益的社会需求和资源供应这是一个最大的供求关系，后面又可以细分为捐赠人和公益组织的供求关系，还可以分为公益组织和需求对象的供求关系，还包括政府购买与公益组织能力的供求关系，在处理这些供求关系当中，同样必须注意公益市场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实现公益市场化，无疑一定要去计划经济思维，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做到公益资源和公益财政资金高效使用。

去年芦山地震，邓国胜教授评价是行政主导向民间选择，去年就是使政府退出市场募捐的第一步，政府退出以后，一百多家公益组织的募捐超过的红十字会，是慈善总会的十几倍，壹基金一家超过红十字总会的捐款额。而且也不怎么骂了，听不到骂声了，这是特别重要的。总之，恢复市场在中国公益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这个是完全引自我们现在中央提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同样，市场在中国公益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必须要恢复，这是中国民间公益发展的唯一出路。

我前面讲的全部是一条一条，我就看了一下，可以写几十篇文章，每一条都可以写文章，每一条都可以做硕士论文，这是一个唯一出路，我认为是这样，当下中国所有优秀草根组织成功的理由，都可以从市场化中找到依据，所有改革转型中尝到甜头的官办慈善组织，像扶贫基金会，无一不是遵循的市场化原则，同比，如果继续固守行政化，企图借助权力来维持对慈善资源的垄断，维持自己的那种地位，最终一定会被市场淘汰。不管它现在还能够拿走多少资源，它已经在进入边缘化了。中国草根组织的成长，需要通过市场化与行政化的持续而顽强的博弈，以市场化挑战行政化，让公益回归民间，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法制，让草根组织和私人基金会最终成为民间公益的主流，让全民自觉参加的公益成为公益主流，真正的市场化就是全民参与公益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现在正面临信任危机的严峻挑战，民间公益担负着重建社会信任，培育社会资本的使命，而不应当充当破坏社会信任，消除社会资本给公众添堵，给公众添乱的先锋。还有，强调一点，市场化并不等同于商业化，市场化是规则导向，商业化是利益导向，我们公益界、学术界需要认真研究这些基本的问题，廓清边界，厘清是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正本清源，改造公益市场的文化生态环境，现在首要的是要改变这样的软环境，改变这个环境，甚至比改变硬环境更加迫切，而且它应该说投入和产出更加有效。

最后说到公益创新，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已经成为世界公益的潮流，在中国，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教育、医疗、养老等市场的急切的强劲的需求而没有提供，没有满足，而另一方面吸引私人资本，用市场化的手段做公益，做社会企业，在中国要被骂成挂羊头卖狗肉，这里不光存在着道德绑架，还存在着制度障碍，遏制了数半亿计的民间资本进入产业，所以呼吁我们的社会企业，社会创新领域的实践者，基金会，研究者，一起实践，为我们公益行业市场化杀出一条血路，这不光是我们的使命，也关乎每个人的利益。谢谢！